孟捷 |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 ——迈向以《资本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一般理论

本文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第18卷，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感谢作者授权CPEER发布。

作者简介：

孟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CSSCI来源集刊《政治经济学报》主编；美国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编委。

摘要：《资本论》提出，在产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剩余价值的增长是和生产力进步携手并进、合二为一的。透过这一理论，马克思对现代市场经济所具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动态效率提出了系统化的说明。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可以作为解释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来看待。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面临三重条件的约束，这三重条件分别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它们解释了现实市场经济何以和上述参照系相偏离，从而导向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和以此为前提的国家理论。国家的经济作用本质上在于重建这三重条件，使现实经济向前述理论参照系回归。这一由参照系、约束条件、国家的经济作用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一方面解释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国家的经济作用。这一理论作为以《资本论》为基础的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可以和历史-制度因素相结合，进一步生长为解释制度变迁和特殊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

关键词：《资本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市场失灵；国家理论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任何社会生产都以占有和支配剩余为目的。[1]既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获取剩余的物质前提，生产关系则服务于对剩余的占有和支配。在《资本论》（及其手稿）里，马克思将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取得剩余的方法划分为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生产以生产力的进步为前提，而绝对剩余生产则单纯建立在榨取或动员的基础上。人类经济社会形态的更替，在本质上就是相对剩余生产的比重渐次增长，绝对剩余生产的比重渐次降低的过程。图1描绘了两种剩余生产，图中的横坐标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纵坐标代表统治阶级剩余占有的规模。从原点出发的45度直线代表了作为理想类型的相对剩余生产，在这条线上，剩余的提高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携手并进的。那条与横坐标垂直的直线，则代表了作为理想类型的绝对剩余生产，沿着这条线，剩余的提高和生产力发展全然无关。以这两条线为参照，我们画出了一条变化的曲线，在其变化的第一阶段，曲线近乎垂直，这意味着获取剩余的方法以绝对剩余生产为主导；在其变化的第二阶段，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即大体和45度线平行，获取剩余的方法此时以相对剩余生产为主导，这一转变既可代表该生产方式进入新的阶段，也可代表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出现。

图1:  两种剩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的变迁

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指出，在产业革命结束、机器大工业崛起之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便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增长是和生产力进步互为前提、携手并进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而且也对市场经济一般所具有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动态效率提出了系统化的说明。不过，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资本论》不仅试图解释市场经济的效率，而且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解释了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形成和发展，这些矛盾会破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得以成立的前提，造成以资本过剩和人口过剩为表征的危机，这些危机在历史上引发了国家的干预。在上述意义上，《资本论》的思想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认识如何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资本论》的相关理论具有一般性，不仅适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适当的拓展后，同样可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习近平同志（2001，第28页）曾经指出的：“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经济管理体制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内在发展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诸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积累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实现规律以及利润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润率和积累率的方法、竞争与垄断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同样适用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习近平同志的这些思想，理应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法论指引。

[1] 剩余在此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涵盖了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在市场经济中，剩余劳动物化为剩余价值。

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

（一）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提出，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摆脱了工场手工业的束缚，转而过渡到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此，以变革生产过程、提高生产率为特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成为生产剩余价值最主要的方法。他写道：

“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马克思，1992，第558页）[1]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通过缩减劳动力价值实现的，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前提是通过提高生产率降低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依照马克思的论述，全社会生产率的普遍提高，是以个别部门的先进企业率先实现生产率进步为前提的，这些先进企业为此将取得超额利润，并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部门内的其他企业迫于压力，也会采纳同样先进的技术。这一过程若普及开来，就会造成全社会所有部门的产品、尤其是消费品的单位价值量下降，从而削减劳动力价值，提高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

当马克思提出，在产业革命完成后，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法不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时，他事实上强调了这样一点：在产业革命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剩余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即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势将“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1979，第287，393页）。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为《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图景——“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提供了一个经济学的论证（马克思、恩格斯，1965，第471页）。依照这个论证，世界历史自此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人类迎来了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崭新的大历史时代。

恩格斯在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理论时提出，马克思毕生有两大贡献，其一是提出了唯物史观，其二是发展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思的这两大贡献是一个有机整体，这种整体性或内在联系，具体地体现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上。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提出一个解释。这一解释合乎当代演化经济学家的见解，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主要体现于接纳技术创新的能力，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注重的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用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2004，第140-141页；2007，第14页）的话来说，“市场制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们促成了对新机遇的调适，同时创造激励以诱发对现状的新挑战。它们在静态意义上是否有效率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市场机制具有使经济体系向更有效率的状态演化的能力。”[3]

需要强调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解释，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我们剥去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这一理论也可拓展为对市场经济一般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的作用的解释，换言之，该理论也可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这是因为，第一，在《资本论》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个别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为前提，过往40年的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和私人企业一样，积极而富有成效地参与这种竞争。[4] 第二，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过度剥削不再是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主要途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增长主要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这个特点和公有制企业的目标模式是相契合的。

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发展为解释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其前提是承认剩余价值和资本等概念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具有特定的阶级属性，另一方面也具有公共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以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剩余。经济剩余的性质，一方面取决于这种剩余由谁来支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它如何被生产出来，以及在何种用途上被使用。中国人熟悉的大禹治水，虽然发生在国家和阶级社会正式形成的前夜，但也是以剩余（税赋）的存在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晚期在黄河低地农业中产生的剩余，已经足以支撑大禹的治水。《史记·夏本纪》就指出，“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在舜和禹的时代，阶级国家还没有正式出现，剩余的集中使用只服务于公共目的，因而具有社会性。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代表原始部落联盟进行课税或集中剩余的权力，在大禹之后，为转化为“家天下”即夏这一国家的权力创造了条件。自此之后，这种权力以及它所支配的剩余，就产生了两重性，一方面，就它被用于公共性和生产性目的而言，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就其被垄断在上层贵族手中，同时被用于满足统治阶级的各种非生产性用途而言，剩余又具有阶级属性。[5]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也具有类似的两重性，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增长主要是以生产力进步为前提而取得的，同时迫于竞争的压力，剩余价值又须尽可能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剩余价值具有社会的公共投资基金的性质，即具有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支配权掌握在资本家阶级手里，并可服从于其统治的目的，使剩余价值转而用于各种非生产性用途，剩余价值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关系又具有资产阶级的属性。

在理论上，区别剩余价值的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关键，在于剩余价值被生产和利用的方式，而不在于抽象的、法律意义的剩余所有权。脱离剩余的生产和利用方式，单纯从法律意义的所有权（或依此界定的所有制）来理解生产关系乃至剩余的社会经济性质，植根于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这个定义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关系的其他内容割裂开来，使生产关系的定义变得狭窄而片面，事实上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正如马克思（1965，第180页）所说：“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绘一番”。这意味着，对经济剩余以及支配这一剩余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的判断，要从剩余的生产和再生产，即包含其利用的整个过程着眼，而不能片面地停留于上述抽象意义的所有权上。甚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企业，如果其剩余价值来自于过度剥削，并进一步用于金融资产的投机，其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也必然会有蜕化为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危险。相应的，在一种市场经济中，只要剩余价值是通过生产力进步而形成的，且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其所有者——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公有资本——就成了马克思所谓“生产资料的委托人”（马克思，1974，第469页），并为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创造了条件（详见后文的讨论）。

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还可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提出的“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和“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观点，也就是说，理解现代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1979，第393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包含着工人阶级实际工资提高的趋势，马克思认为这一趋势表达了“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实际工资率的提高源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生产的角度看，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由于单位消费品的价值量因生产率提高而普遍下降，在货币工资率没有等比例随之下降时，便造成了实际工资率增长的可能性。从前述公式（2）可以看到，只要实际工资率的提高不超过消费品全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就不会妨碍相对剩余价值率的增长。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工人不仅是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一方面，个别资本家总是力图剥削自己雇佣的工人，另一方面，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家又会“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这一矛盾的解决最终要求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马克思（1979，第391页）就此写道：“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这种内在趋势，带来了工人阶级消费标准和消费水平提高的可能性。马克思（1979，第247页）就此指出：“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6]要补充的一点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上述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并不能全然自动地实现，还要借助于阶级斗争和国家的积极干预，具体而言，需要仰仗于各种制度型式的帮助。法国调节学派（the Regulation School）是深受马克思影响的法国政治经济学流派，他们曾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二战结束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增长体制称作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由福利国家和劳工集体谈判构成的制度型式，保证了实际工资率和生产率的近乎平行的增长，构成了战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基石。

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蕴含了实际工资率提高的趋势，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便类似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因为它从资本家个人追求超额利润的贪欲出发，最终实现了社会生产力进步、实际工资提高、以及全社会相对剩余价值率增长的结果，也就是说，最终促进了全社会的利益。体认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类似于“看不见的手”原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基础上，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福利经济学”定理，并以此为据，研究现实市场经济中的不平等。[7]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仅以生产率进步为前提，它所内含的造成生产过剩的矛盾还进一步推动资本投资于新部门和新产品。马克思（1979，第391-392页）写道：“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在这里，马克思预告了熊彼特及其后继者日后关于产品创新之于竞争的重要性的观点。马克思（1979，第392页）进而指出，资本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须从各个方面探索地球，把自然科学发展到极致：“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釆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由此还引申出马克思（1980，第211页；第219-220页）的另一结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以及科学知识“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8] 这些观点是邓小平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先驱。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

透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这样的经济制度，其精英阶层的成员必须将剩余进行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以求保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可以定义为受社会委托承担了积累职能的那部分人。马克思本人曾采用过“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委托人”的提法，他（1974，第469页）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些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委托人，并享受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果假设资本家阶级完美地为社会承担了积累的职能，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纯粹意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这个模型的特点是，它抽象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假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整个经济中唯一的生产剩余的方法。这样一个模型会产生如下重要的理论结果：

第一，在这个模型里，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增长来自技术进步，而不是过度剥削，此外，剩余价值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而不是用于包括资本家个人消费在内的非生产性支出。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就共同界定了一种所有制的社会性质。任何一种所有制关系，事实上都是阶级性和一般意义的社会性的某种结合，而剩余被利用的方式，决定了这种生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阶级性（剥削性），或一般意义的社会性。可以从现实生活中举一个例子，1949年建国后，长期以来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所造成的剩余的转移，表面来看是对农业和农民的剥削，但这些剩余被集中用于国家的初期工业化，又从另一角度为剪刀差作了正名——在这里发挥作用的生产关系或所有制（作为支配剩余的经济权力），其社会性质是服务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的。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中，生产关系或所有制的社会性质也可以在类似意义上来理解。概而言之，一个纯粹意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集中表现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性。

第二，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里，剩余价值率概念的经济意义必然会有改变。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率也被称作剥削率，它度量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在剩余价值率增长的前提下，尽管实际工资率也可能上升（从而有利于避免绝对贫困），但却扩大了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即减低了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有的份额。然而，在纯粹意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里，这种相对贫困很大程度上不再成立，因为工人阶级直接支配的那部分国民收入虽然相对减少，但归于资本家的那部分，事实上代表了后者作为“生产资料的委托人”而占有的、为社会再生产目的而服务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利益直接受到了损害。剩余价值率不再是度量剥削的尺度，而是在一般意义上代表了全社会在其净产品中所能支配的剩余的比率。该比率和工资率的关系，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

第三，在纯粹意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中，马克思所设想的流行于未来社会第一阶段的按劳分配原则，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于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现代市场经济。《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1995，第304页）在描述按劳分配原则的时候提出，在未来社会，每个生产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为社会）提供其他任何东西”。每个生产者根据他给予社会的劳动量，从社会领回耗费了同等劳动量的消费品。与此同时，社会还要从全部社会总产品中为全社会的利益进行各项扣除，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扣除就是“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也就是积累。在未来社会由社会公共机关负责的这种积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由资本家进行的。如果资本家完成了社会的委托，妥善地承担了积累的职能，则在马克思构想的未来社会第一阶段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可比性。在一个由两阶级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中，生产者也是在自身提供的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取得其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消费品的（这体现在单位时间工资即工资率这样的概念上）。如果说个别生产者此时并没有取得其劳动的全部果实，那么即便在未来社会的第一阶段，情况也是如此，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未来社会，“除了个人的消费材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在笔者看来，上述可比性的存在意味着，按劳分配同样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原则，或分配正义的衡量标准。而且，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可比性，马克思才把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权利同时称作“资产阶级权利”。[9]

在一个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中得以实现的按劳分配，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不过，问题恰恰在于，由于下文将要谈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约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难以达到，而且经常远离上述理想状态。资本家经常是不合格的社会受托人。凯恩斯（1988，第276页；第326页）在其《通论》当中也承认这一点，他指出：“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期投资量之职责放在私人手中。”“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凯恩斯这些论断预言了后来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各种改良和宏观调控措施。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保障，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改良具有难以克服的局限。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只有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保障下才是可能的。凭借党的领导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更好地发挥国家的经济作用，在调节奢侈性消费的同时，确保全社会剩余转向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最终逼近按劳分配。

（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和发展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理论，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并为十九大报告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提供学理的论证。能否对十九大报告的这一命题提出政治经济学的论证，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国内政治经济学界，一些学者仅仅立足于价值规律对这一决定性作用加以论证，这类作者的顾虑在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而价值规律似乎隶属于市场经济一般，因而可以运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0] 这一顾虑是不必要的，价值规律并不能脱离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而独立存在；在经过适当的扩展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也可用于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那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不只是一个参照系，它同时包含了资本积累的各种矛盾。在马克思看来，那些导致技术进步的因素，也会同时造成失业、利润率下降乃至危机。因此，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论作为参照系看待，必然要求我们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做一个微妙的界分，即将那些符合参照系论要求的部分，与那些解释积累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的部分相对区别开来。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提出了“纯粹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这一观念。这一纯粹模型事实上假设，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可持续的，即不会为危机所打断。至于马克思理论的另一部分，则可置于下一节提出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理论中来处理，后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表面来看，这一界分的结果似乎割裂了现实经济运动这一活生生的有机体，但在分析上，这样做却是必须的，只要我们记住，这种界分只有相对的意义——作为参照系的那一部分理论和作为市场失灵的那一部分理论不应彼此对立起来，两者是经常相互转化的。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就某些可能的批评做出回应，譬如，一种意见认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会造成去技能化，从而妨碍实际工资的提高；还有，金融化会造成对劳动力价值的进一步剥夺，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些见解都是合理的，但这些见解并不构成反对下述区分的理由，即一方面是作为纯粹模型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另一方面是那些造成市场失灵和按劳分配失效的因素。事实上，只有适当地区分这两个方面，我们才能从正反两个方面同时分析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就及其矛盾。

[1]“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 （马克思，1972，第557页）

[2] 全劳动生产率和活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在于，前者的分母里不仅有活劳动，还包括物化劳动。

[3] 类似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2004，前言页VI，第6-7页）写道：“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所有其他经济体系最鲜明的差别就是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压力迫使企业不断地进行创新，因为创新对许多企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标准福利经济学所强调的静态效率特征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最重要的特性。”

[4] 汽车业由于其广泛的前项和后项联系，对一国国民收入有决定性影响，因而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有代表性的部门之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以奇瑞汽车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进入，中国家用汽车业的竞争程度得到极大提高，促进了该产业的发展。这个经常为人在讨论中忽略的例子，生动地表明国有企业在加强产业竞争，促进市场价格向竞争性价格回归——即所谓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正面作用。

[5] 马克思曾比较过不同制度下类似权力的两重性，针对古代专制国家的权力，他写道：“（资本主义生产——引者注）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马克思，1974a，第432页）

[6] 重点标记为引者添加。

[7]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相似性，也不应被无限夸大。正如下一节还要提及的，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最大化和生产率进步虽然最初是并行不悖的，但最终会加剧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为危机的形成铺就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指出了“看不见的手”原理或市场的自我调节的根本局限。

[8] 重点标记为引者添加。

[9]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经典作家更是直截了当地将“按能力计报酬”称作“以我们目前的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引者按）为基础的”分配原理。（马克思、恩格斯，1982，第627页）

[10] 参见下述文章对此的讨论，孟捷：“对逻辑和历史相一致原则的批判性反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争论问题为参照”，《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一期。

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

现代市场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剩余价值的增长和生产力进步结合在一起，从而证实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取决于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涉及积累自身的环境（利润率是其主要表征）、与积累和竞争相关联的制度因素、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在本文中，我们将这些条件分别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当这些条件不能匹配或满足时，竞争无法充分展开，剩余价值往往难以充分用于积累，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受到阻碍。

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论述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依照马克思的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一方面以个别企业的技术进步为起点，另一方面要以技术变革席卷全社会主要生产部门为前提。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消费品部门，生产资料部门也要受到技术变革的影响。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真正实现，是以一场蔓延到两大部类的技术革命为前提的。马克思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实质上是以当时刚刚结束的产业革命为历史背景而形成的，是这一变革的理论反映。这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不仅在消费品部门建立了机器大工业，而且造就了用机器生产机器的生产资料部门。马克思认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以往生产方式的地方，不仅在于使用了机器，而且在于机器本身也是以大工业的方式来生产的。[1]这样一来，生产力的变革，就主要体现为机器所代表的生产工具的变革。正如马克思（1961，第501页）所说：“由此可见，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总在不断变更，不断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生产。”“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甩出原先的轨道，并迫使资本加强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以前就加强过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

机器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中的运用变得日益重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首先取决于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知识存量的增长，后者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关于科学和工业的关系，马克思（1980，第216-217页）曾这样写道：“一方面，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析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在这段话里，马克思总结了科学知识和工业的双重关系：一方面，科学运用于工业，在这里，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外生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换言之，技术创新具有所谓的内生性。马克思没有虑及的是下面一点：科学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有可能赶不上资本积累——或过剩资本增长——的速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会遭到压制。马克思没有考虑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长波，后者迟至20世纪初才被凡·盖尔德伦和康德拉季耶夫分别发现。正如新熊彼特派长波理论指出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前提，不是泛泛地与一切科学技术同等相关，而要受到一场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轨迹的约束，这一技术轨迹或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具有所谓兼容-排斥效应，在接纳一些技术的同时，排斥另一些技术。此外，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有其自己的生命周期，在这一生命周期的前期和晚期，技术进步的性质和投资于创新的机会存在明显的差异（佩蕾丝，2007）。这些与长波联系在一起的现象对处于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马克思真正展开论述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我用这个术语代指有利于积累的经济环境，后者是由《资本论》中运用的经济范畴或变量，如剩余价值率、资本有机构成、资本周转速度、两大部类的关系、平均利润率等等来刻画的。在马克思那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又会自行破坏其实现的经济条件。马克思分别循着两条路线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些论述构成了他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病理学”分析。在第一条路线上，马克思指出，技术进步在长期内推动了资本-劳动比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带来一般利润率下降。由于利润率水平的高下决定了资本积累的意愿和能力，因此伴随利润率下降，积累率也会下降，资本和人口会出现双重过剩，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在长期内就会遭到破坏。

如果说第一条路线属于长期分析，第二条路线的分析——即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考察——则适用于包括中短期在内的不同时间框架。马克思（1974a，第272-273页）将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界定为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的矛盾，他写道：“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在这里，马克思没有把上述矛盾的恶化完全归因于群众消费水平的低下，他还谈到了积累或投资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归于消费不足理论显然是错误的。在如何看待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和凯恩斯有明显的近似性。正如有些作者指出的，凯恩斯对此问题的解释几乎是以另一套术语复述了马克思的思想（Fan-Hung, 1939）。

从长期来看，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恶化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利润率下降有关，但在较短的时间框架内，我们也可以撇开有机构成提高这一路线，从产品实现困难的角度来解释这一矛盾的恶化。依照马克思的看法，商品两因素即价值和使用价值构成了一对矛盾，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这一对矛盾相互统一的关系会逐步发展为彼此对立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产出量的增长和单位商品价值量（以及单位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量）的下降，价值增殖将日甚一日地依赖于产出即使用价值量的实现。然而，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性质维持不变的前提下，这一过程迟早将带来给定产品的丰裕，从而造成其实现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排除垄断和对落后国家的贸易（卢森堡、更早是黑格尔将此视为克服生产过剩的主要出路），那么产品创新——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稀缺——就是摆脱这一困境的最佳出路。

在马克思那里，造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因素，如竞争和生产力进步，同时也会带来破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势。马克思（1974a，第278页）曾用这样的格言表述了这一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2]，这一命题概括地表达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有着被其自身破坏的趋势。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经济条件，即有利于积累的经济环境，在其难以得到保证时，要依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如产品创新）和制度条件的支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这三重条件，是相互联系、协同作用的，我们可以在分析上将三者加以区分，而在现实中三者构成了一个变化的整体。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事实上撇开了特定国度、特定阶段的制度型式，在一个高度抽象的水平上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和马克思不同，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即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SSA），探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度对积累起作用的制度型式，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借用SSA学派的代表、美国学者科茨（Kotz, et al.,eds., 1994）的观点，这两个学派“试图通过分析资本积累过程和影响该过程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资本积累的长期模式。两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在长期内，资本积累过程的主要特征是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支撑作用的产物。”在此基础上，这两个学派发展了一种“中间层次的分析”，这种分析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相比要更为抽象，但与《资本论》所提供的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理论相比，则更为特殊而具体。以调节学派为例，它提出了调节方式和积累体制这样的概念，调节方式（the mode of regulation）指的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影响积累的一整套制度型式，涉及雇佣劳动关系、竞争和货币银行制度等多个层面，在调节方式的影响下，派生出积累体制（the regime of accumulation），即资本积累运动规律的特殊运作方式（如所谓福特主义积累体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一方面是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其他两个条件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另一方面，其形成和瓦解受到一国内部阶级斗争和国际间竞争的强烈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影响积累的制度因素有两类，一类是支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另一类则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相背离。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到垄断阶段，一些新的制度型式的出现一度改变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方式。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二战后形成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集体谈判、成本加成等制度型式，造就了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实现机制。调节学派的创立者米歇尔·阿格列塔（1979，p.304-306）描述了这一机制，他指出，一方面，集体谈判的结果，是使得工资增长率在核心经济部门服从某种经谈判达成的统一标准，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是按成本加成制度形成的，这意味着，寡头垄断企业可以在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增长的基础上，根据一个预期利润率设定价格，这种定价制度遏制了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使得降低价格不再是竞争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资成本在部门内大体按相同比率增长，那些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借助于工资的增长来挤压落后企业的利润，换言之，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增加工资取代了削减价格，成为传递竞争压力的新管道。

20世纪80年代以降，经过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型式首先在英美两国崛起。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最终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环境，这便是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作为一种制度现象，金融化首先意味着在金融资产部门存在着具有租金性质的超额利润，它吸引了在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剩资本；其次，它意味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从股票到房地产部门的金融资产泡沫的发展，这给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再次，它还意味着劳动力再生产的金融化，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各类项目上，劳动力再生产都变得高度依赖于金融资本和资本市场。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使剩余的获取脱离了生产，甚至以榨取劳动力价值作为利润的新的来源，从而在根本上破坏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实现机制（Natascha van der Zwan,2014，p.99-129）。

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重条件的描述，事实上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在这三重条件遭到破坏、即市场失灵的条件下，国家的经济作用就显得重要起来。国家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尝试重建这些条件，使得经济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参照系复归。大体说来，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科学-技术条件，要求国家在汉密尔顿-李斯特所倡导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保证相对剩余价值的经济条件，要求国家发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作用，同时还要发挥汉密尔顿-李斯特所注重的贯彻长期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作用；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制度条件，它与其他两种条件是密切结合的。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例，相关制度条件涉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资本和资本的关系（包括国资和非国资的关系）、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等等，国家在这所有方面的制度变迁中都起到重要作用。总之，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和以此为前提的市场失灵理论出发，可以引申出国家的经济作用，进而构建一个国家的经济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里，国家的作用被看作是一个可持续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必要条件，担负这一功能的国家也相应地“嵌入”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家发挥其经济作用的过程，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过程，国家的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形成的理论。在此双重意义上，我们将国家的经济作用视为内生的。强调国家的这种内生性作用，有利于我们破除将市场经济和国家视为某种二律背反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教条，建立一个更为包容、更具一般性的经济理论体系。

[1]“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马克思，1972，第421-422页）

[2]重点标记是原有的。

三、尾论

习近平同志(2001,第26页)曾指出：“《资本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它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如果说不甚适用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同志的论断表明，《资本论》的范畴和原理具有某种一般性，在其基础上，我们完全有可能提出一个一般化理论，以解释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内的现代市场经济。基于上述设想，本文试图发掘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于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意义。一个纯粹的、即抽象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模型，可以作为参照系来解释现代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在现实中，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面临三重条件的约束，这些条件的约束作用，解释了现实市场经济何以会与上述参照系发生偏离，从而导向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失灵理论和以此为前提的国家的经济理论。国家的经济作用的实质，在于重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重条件，使现实市场经济向前述理论参照系回归。上述由参照系、约束条件（市场失灵）、国家的经济作用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一方面解释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解释了国家的经济作用。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理论不仅是一个以《资本论》为基础的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而且可以和历史-制度因素相结合，进一步生长为解释制度变迁和特殊类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

上述理论的“三位一体”结构，在形式上与新古典经济学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各自理论中参照系的性质。双方在参照系上的差别，决定了两种理论体系的根本差异。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作为参照系，首先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而不是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正如《共产党宣言》最早指出的，“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1965，第469页）市场经济从来就不只是给定资源配置的机制，它还是资源创造的机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提供了对后者的系统化说明。其次，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作为参照系服从历史性的原则，这意味着，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内部，不仅存在接纳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而且存在着否定性的力量，这股力量会破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造成人口过剩和资本过剩，即带来周期性的危机。此外，历史性原则还体现为下述一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旦直接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社会生产体系趋向于全面自动化，用于分析市场经济的理论也将和陈旧的现实一道，失去存在的依据。[1]与马克思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参照系，即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论，将完全竞争市场视为人类经济组织所能达到的顶点，因而不可避免地堕入了“历史终结论”的陷阱。

[1]马克思提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马克思，1980年，第218页）这一趋势和自动化是相联系的，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为生产的自动化铺就了道路，马克思就此写道：“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马克思，1979年，第28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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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妤婕    审核：张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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